我们的故事

学建是一家社会企业,其宗旨是帮助中国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很多人都好奇:当初它是怎样成立的呢?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学建的几位创始人,听他们亲自讲一讲这家企业背后的故事。当时上海正在逐渐发展为亚洲最大的国际中心城市,但在特殊教育领域还只是刚刚起步。三位创始人齐心协力,希望能够为上海的特殊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和改变。

罗满提和罗雪丽是在2003年来到上海的。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后来发生的一切——他们不但成立了上海第一家特殊教育中心,而且如今是上海最为成功的一家。这也要感谢安德鲁这位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中国通”——他在八十年代就来到了上海。这三位创始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共同打造了学建这家成功的机构。在过去十年中,学建帮助了数以千计的孩子和家庭,同时深受员工们的支持和热爱。

与学建创始人的对话:

罗满提,罗雪丽,安德鲁

当初您是如何发现中国在特殊教育方面仍然比较落后呢?

罗雪丽: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本来只是打算专心照顾家庭,根本没有想再去工作。然后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位女士,她在一个叫做“Heart to Heart”(心连心)的支持小组中帮忙,于是我发现很多家长都想找到特殊机构,但苦于当地没有资源。我问是否有相关的专业人士可以帮助这些孩子,人们也都说没有。

作为一名特殊教育者,您看到这种情况有什么感受?

罗雪丽:当时很失望也很着急,因为这些家长和老师都没法满足孩子的需求。我来到中国后真的是大开眼界——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孩子和家庭需要帮助了!于是我开始在上海儿童医院做义诊,同时发现上海只有我一个言语语言病理学家。我在一家儿科诊所里提供培训,这家诊所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开展自闭症的诊断,但却并不提供治疗。我当时一直在想该如何帮助这些孩子,以及如何在中国帮助更多人。

罗满提,您是什么时候知道雪丽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

罗满提:每天雪丽都会在不同的学校之间奔走,晚上回家之后再跟我讲述白天的事情,比如有些孩子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在课堂上得不到学习机会等等。她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说:“总得有人做些什么!”,当时我觉得应该认真听一听她的想法。

罗雪丽:在那段时间里,有大量的外国人涌入中国,国际学校通常都不愿意再接收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或者其他特殊需求的儿童。我正在治疗的三个孩子都被其所在学校退学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被迫离开中国,另外两个孩子不得不去一所很远的学校就读,和父母住得很远。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失望,我决心要改变这个现状。

您最初是什么时候想到要成立一个全日制的项目?

罗满提:雪丽一直都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恰巧在2005年11月的时候,我的公司与我的三年合约到期了,那时我本应该回到美国了,但雪丽半开玩笑地说她要留下来,让我自己回去。我告诉她,如果你真的想要成立一个帮助孩子的机构,那么我们首先要写一份企划书,看看这个计划是否具有备可行性。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并不知道在中国应该如何成立公司,比如怎么获得许可、到哪里寻找办公场地等等。

安德鲁: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计划是在朋友的感恩节派对上,我觉得他们的创意很新颖。我知道罗满提有一些经营公司的经验,但也预感他们从零开始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他们告诉我“现在等待进入我们机构的人已经排长队了!”,我一下子感到这应该是个不错的想法。当时我比较担心的是在中国成立公司需要经过很多手续,这是很复杂的事情。同时他们都特别善良单纯,我怕他们可能被人利用。另外,那时罗满提和罗雪丽设想的开始营业的时间非常早,不过最后我们顺利实现了。

请谈一谈你们刚刚起步时的员工情况

罗雪丽: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至少需要一位总监、一位言语语言病理学家、一位职能健康专家,以及几位其他员工。我当时雇佣的言语语言病理学家是我以前的一名学生。我们还雇佣了司机和阿姨——总之,我们只要遇到合适的人,就希望能加入我们。那时我们还认识了我们的第一任校长:Rodney Aho博士。

罗满提:雪丽和Rodney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人在边吃巧克力边聊天。当时我们还没有营业执照,但雪丽和Rodney讲了成立机构的想法。没想到,Rodney当即决定辞掉在上海美国学校的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冒着很大风险来我们这里工作。我们从没想到能够雇佣到这么棒的员工——Rodney有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十分了解学校的运营、日程表的制定等等,同时他还非常幽默。

安德鲁: Rodney的到来可谓是如虎添翼,他让我们的项目更加专业。机构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为了各种事情东奔西走,而他镇定地坐在机构里迎接来来往往的人,仿佛仍然在国际学校里工作。后来,我们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Julie,她是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特教专家,非常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她说能够认识我们实在是太开心了。

罗满提: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他们认为中国不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所以当他们了解学建以后都感到很惊讶。安德鲁曾经主持过一次上海的明尼苏达俱乐部会议。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他问我目前在做什么,于是我将自己名片递给他并和他聊了一会儿。他说“你应该和我的妻子聊一聊,她有30多年的特教老师经历,而且很希望能够来中国生活”。六个月之后,他的妻子Cass真的加入了我们,并且带给我们大量丰富的知识。就像这样,我们不断找到一些想要来中国生活的人。

当你们刚刚成立的时候,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罗雪丽:我们的目标是启动一个真正能帮助孩子进步和发展的卓越项目,而不是像保姆那样只照顾他们的基本需求。我希望该项目能够凝聚所有参与者的力量,做到对孩子有帮助、有实效,因此我和员工们一直在紧密协作,希望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罗满提:我有很多目标,比如创建一个不靠慈善支援和政府资助的机构、吸引优秀人才到中国工作、培训中国本土的员工、更多接触中国本地的家庭等等。

安德鲁:我在中国已经住了近20年,我希望能够对这个国家做出一些的贡献。我十分喜爱这个国度,我知道这里需要更多像学建的组织来提供服务,同时也能够看到中国也蕴含着解决问题的潜能。

你们当初为了找到合适的办公地点是怎样做的?

安德鲁: 很多聪明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要在所在的区进行注册,而不是到市一级的主管机构进行注册,于是我们得到了很棒的区级政府工作人员的支持——他们信任我们,也理解我们办事的初衷。

罗满提:这位工作人员后来告诉我们,她最初也觉得我们的想法根本不可行,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我们的确有很强的动机,希望把事情办成。她之前曾经当过教师,所以后来她也一直都积极地帮我们争取机会。

安德鲁:当时人们还普遍缺少帮助特殊儿童的意识——大多数人觉得如果一个小孩能走路、能吃饭、生活安全就足够了。当然,中国在这方面的变化非常大,它逐渐意识到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孩子。

罗满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根本没办法成立一家非政府组织(NGO),所以我们打算创立一家社会企业。于是我们和不同的人进行商议和会谈。当时是夏天,天气异常炎热。安德鲁在会场里先用45分钟和大家互相认识、聊聊家常,有时和别人到外面一边抽烟一边聊天。由于我完全不会说中文,我只能偶尔在旁边点点头,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然后安德鲁会和他们开始谈正题,过了两小时我们离开会场,我问安德鲁刚才聊得怎么样,他说“他们都说没可能”。第二天,我们再继续参加这样的会议。虽然每个人都告诉我们不可能,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并且最终我们成功开业了。

第一个办公场所是什么样的?

罗雪丽:当时是在一幢类似别墅的公寓里,安德鲁取名叫“海滩之南”(South Beach),因为它很像迈阿密南部海滩的彩色公寓。它的面积很大、场地开阔,我们有很多办公和教学的空间。唯一的不足就是地方有些偏远。

安德鲁:它非常吸引我们的地方是地理位置,因为那里没什么邻居,都是一些人为了退休买的房子。谁能想到这两个家伙(罗雪丽和罗满提)居然也搬到那边住了——他们为了这个项目可真够投入的!

罗满提:我们搬过去之前以为会挺有意思的,想象那里会有丰富的夜生活等着我们,因为附近有很多大学。谁料到中国学生八点就回到寝室睡觉了,白天都在学校里学习。我们真的感觉很无趣,那附近几公里都没什么可以去的地方。

罗雪丽:那时候还说附近要建一个星巴克,结果我们在那儿住的时候一直也没开工。

安德鲁:那段时间雪丽仍然往来于上海的不同学校,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她有时一天要走很远的距离,为了一个学生而横跨半个城市。甚至有时她为了一大早能去一所学校工作,不得不前一晚住在临近的朋友家。

第一年都曾经历过哪些困难?

安德鲁:所有事情都很困难!

罗雪丽: 困难的事情是在太多了!比如,我们要定制一些家具、要考虑孩子们的吃饭问题等等。第一年的时候,孩子会不断出现不同方面的需求,我们则临时想办法满足,所以我们也不断调整我们的授课内容。

罗满提:我们在第一年里从头做起,要拓宽市场、要制定采购政策等等……我们不得不以很快的速度来学习。

第二年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罗雪丽:首先,我们搬回到了市中心地区,因为那里非常需要服务。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项目规模是从前的三倍,同时我们开始提供更多的1对1干预服务。

你们那时为什么要扩展服务范围,比如提供更多的每周干预服务呢?

罗雪丽:因为存在这样的需求。我们一直都在尽量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有时一些孩子在生理健康上还存在不稳定因素,我们没法全方位照顾到,但我们真的是在竭尽所能去帮助每一个人。因此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在不断拓宽我们的服务范围,直到现在也是。

罗满提:我们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安排时间,第二年我们新开了一个办公场地。虽然这样做的成本很高,但我们可以保证无论人们住在城市的什么位置都能享受到比较便利的服务。

请谈一谈咨询与干预服务部门是如何成立的。

罗雪丽:段时间以后,我们要安排的服务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需要额外设立一个部门。就这样我们成立了咨询与干预服务部门,由一位咨询与干预服务总监来负责处理所有相关事务,于是我们的服务量也一直在迅速增长。

你们是什么时候搬到现在的办公地点的?

安德鲁:当时也挺意外的——我的一个朋友路过这个建筑,然后打电话说还不错,于是我们去参观了一下。我们都觉得这里很完美,有很宽阔的走廊、隔音的房间、足够的洗手间,另外室外的空间和停车场也都很实用,真的是太棒了!

罗满提:我们找办公地点的时候通常要做一些妥协,不可能每个方面都尽如人意,但是现在这个地方真的无可挑剔。

我们再谈一谈最近这几年的情况吧——最近5年的发展怎么样?

安德鲁:我们的规模越来越大——来接受咨询与干预服务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我们还在浦东创立了一个新的全日制项目。就像雪丽说的,需求永远在那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满足。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创立NGO的想法的?

安德鲁:10年前我们刚创立学建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我们一直都想更多地帮助中国的家庭。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看到雪丽和中国的孩子一起互动,逗得他们哈哈大笑,让我很有感触。当时我就希望这个项目不仅仅帮助在华的外国人,也要帮助全中国的人。我们这些年直接改变了上千个家庭的生活,但我们同时也要想着如何“授人以渔”。通过培训本地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们相信可以为这里带来可持续的变化,因此非常希望能够将这些知识带给中国。

你们觉得学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改变?

罗雪丽: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帮助了我们教的孩子,我们还让这么多国外和国内的专业人士来到上海工作,为这里打造了一个卓越的工作场所。我们为很多不同的机构提供了培训,比如当地门诊、国际学校等等。我们在学校里提供持续的服务,实际上也帮助它们从内部实现了改变。和1997年相比,上海在这一领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专业发展到NGO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有密切关系的。

罗满提:我们不仅仅帮助了上海——仅去年一年里,我们派出的专家帮助了22个城市的70多所学校,所以学建的服务范围不仅限于我们的两个办公地点,而是全中国。

罗雪丽:因为有我们的服务,很多家庭得以来到上海居住生活。我们刚成立的时候,上海还没有特殊教育机构,但现在我们让很多不同方向的专业人士可以来到上海工作。

安德鲁:另外我们也为很多人提供了职业发展的机会。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增加在上海工作的专业人士数量,也一直在为他们提供机会,这惠及的并不仅仅是学建,而是在这一领域的所有人。

你们曾经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安德鲁:我们没有一个可以预知未来的水晶球,因此不知道将来的情况究竟如何,有时会发现员工的数量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做出正确的预判,不然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第四年的时候有很多专家,但学生的数量远比预计的要少,所以我们不得不让一些员工离开。他们非常渴望能够帮助上海的孩子,但是来接受服务的孩子实在是太少了。当时的情况真的是太糟糕了,让我心里很难受。我们想尽可能地调整我们的机制来适应现实,但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免不了要面对这些困难。

罗雪丽:另外,和这些家庭在一起工作的挑战在于他们的期待很高——他们总以为我们可以让孩子“痊愈”,所以我们要和他们讨论现实,这往往很困难。

罗满提:对于我来说,财务方面总是非常紧张。我们不接受慈善捐款,同时又要可持续发展,因此经常有入不敷出的时候。有时我和雪丽要动用自己的存款来维持机构运营——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总之,预算和开支常常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每年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你们对于学建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

罗雪丽: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曾经有一位患有选择性缄默症的年轻女士在我们这里,来了一年半都没有说过话。有一天她在练习本上写着:“明天我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会开始说话”。她还真的说话算话,第二天来的时候开始跟我们说话,我们所有人都感动哭了!

罗满提:每次说到这个事情我都会热泪盈眶。

罗雪丽:其实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一个孩子第一次说出完整的句子,第一次和别人开始目光交流等等……这些都是很小的里程碑,但每次都让我们无比开心。

罗满提:我想起来有一个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他刚来的时候只会到处扔椅子。三年后,他在我们的电脑室里决定给他的爸爸写一封邮件。他爸爸惊呆了,直接从公司赶了过来,说自己从没想到他的儿子会给他发邮件,还说“你们把我真正的孩子还给我了。”

安德鲁:我最喜欢的是午餐区,你能在那里看到这些聪明、积极、有趣的员工们,他们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生命岁月里去帮助这些孩子,这一切让我打心底里高兴。每天都能见证这个机构的成功、专业和持续发展,让我有很强的成就感和价值感,也让我觉得生活的一切都有了重心。在我的其他商业项目中,我也曾有过一些愉快美好的回忆,但和这里不同——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惊喜和欢笑。

如果回望十年前的学建,你们觉得现在已经实现目标了吗?

罗满提:我觉得我们已经超越了当时的目标。我们刚创立学建的时候,雪丽是上海唯一一位提供这类服务的人。现在我们有近30位专业人士在学建工作,也在上海生活。我们上次数了数,这里的员工来自19个不同的国家。我们也在服务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地家庭。学建是一家十分特别的机构,我们也希望它一直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

安德鲁:我的梦想实现了——我一直都渴望成立一家NGO,专门帮助中国的家庭和专业人士,现在我们有了希儿森。我和雪丽都属于希儿森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还有其他七位中国的专业人士和商务人士。希儿森是学建的姊妹组织,它为我们服务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罗雪丽:的确如此。我们有一个优秀的全日制项目,很多人都说它比美国的项目还要好。我们使用经过科学验证的方法,采取主体化的教学体制,并且我们有幸和特别优秀的员工们一起工作。我们一直在倡导“改善”,不过其实我对我们咨询与干预服务和全日制项目都非常满意和骄傲!